近日，中央纪委、监察部发出通知，要求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加强监督检查，进一步规范征地拆迁行为。该通知明确要求，在《土地管理法》等法律法规作出修订之前，集体土地上房屋拆迁，要“参照”新颁布的《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下称《征收条例》)的精神执行。
但是，新颁布的《征收条例》适用于城市范围内国有土地上的房屋征收，对于集体土地上的拆迁仍然依据《土地管理法》，这导致了同样是房屋征收与补偿，城镇与农村适用不同的法律法规，造成了立法和执法上的不公平。
农村怎么办？《中国经济周刊》记者了解到，为了解决城乡实行不同的征收补偿制度的问题，正在修改之中的《土地管理法》，将参照《征收条例》中确立的基本原则。
法律的废旧立新，标志着一个时代的开始。
农村拆迁维权依旧难
2010年10月30日上午，黑龙江省密山市市民崔德喜，因为抵制政府强拆，在自家房顶上点燃汽油自焚。而就在自焚事件时隔不到一个月，密山市民陈跃兴家的房子也遭遇了违法强拆，72岁的陈跃兴和71岁的鲁瑞芳老两口在零下二十多度的冬夜中无避寒之地……
钟如九，这个平凡的江西女孩，因为去年“宜黄自焚事件”中，用微博直播家人抗强拆过程，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人物。
当今年1月21日，实施了10年的《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被废止，《征收条例》出台，也许“陈跃兴们”会很高兴。但是，《征收条例》对“钟如九们”而言，则未必能高兴起来。这部被社会各界寄予厚望的《征收条例》只适用于城市范围内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问题。而农村集体土地上的房屋拆迁问题仍旧适用现行的《土地管理法》。
“实际上拆迁的主要矛盾在集体土地，在农村。如果集体土地上的拆迁没有解决，那么拆迁问题就没有真正的解决。”曾为“宜黄自焚事件”等重大拆迁案件当事人提供法律援助的王才亮律师对《中国经济周刊》说。
王才亮认为，相对于城市居民，农民的维权能力更差。所以，发生在农村集体土地上的拆迁矛盾冲突更大，恶性事件更多。比如去年的“宜黄自焚事件”，2009年成都的“唐福珍自焚事件”，都发生在集体土地的拆迁过程中。
国务院法制办、住建部负责人对此问题的公开表态是：将会同有关部门抓紧《土地管理法》的修改工作，通过该法来解决集体土地上的征收拆迁问题。
一位参与了《土地管理法》修改稿研讨的法学专家向《中国经济周刊》透露，为了立法上衔接统一，以及统筹解决国有土地和集体土地征收问题，《征收条例》中的大部分基本原则，将会在《土地管理法》修改时参照适用。
“对公民的财产征收，应该适用统一的法律标准。以前，城乡间实行不同的征收补偿制度。现在，《征收条例》已经出台了，如果继续按照以往的模式，会造成巨大的不平等，也无法真正解决拆迁问题。”这位专家说。
“公共利益”标准将城乡统一
以前，国有土地和集体土地上的房屋征收分别是由《拆迁条例》和《土地管理法》调整。城乡间两种不同的地权，适用两种不同的征收补偿制度。
《土地管理法》第二条规定：“国家为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法对集体所有的土地实行征用。”
近年来，随着我国城化率的飞速提高，将集体土地征收转换为国有土地现象越来越普遍。与被废止的《拆迁条例》相似，《土地管理法》中，没有就公共利益做出明确界定。
“由于《土地管理法》中对‘公共利益’没有做出明确界定，这导致了地方政府只要说为了‘公共利益’需要，随时都可以对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实行强制征收。”王才亮说。
在王才亮代理的多起集体土地征收拆迁案件中，他发现“公共利益”变成了“百宝箱”，“什么都往里边装”。有的地方政府认为，招商引资修建厂房属于“公共利益”进行征收；有的地方政府认为，进行房地产开发属于“公共利益”进行征收；更有甚者，有的地方政府为了修建高尔夫球场，打着“公共利益”进行征收。
“公共利益界定的不明确也导致土地征收权被政府机关极度滥用。”王才亮说。
一位参与了《土地管理法》修改稿研讨的专家透露，该法将会参照《征收条例》中对公共利益界定的规定，明确公共利益的界定范围。
“如果能参照《征收条例》中对公共利益界定，将会缩小征地范围，规范地方政府滥用权力随意征地的现状。”王才亮说。
农民应有建设用地议价权
除了“公共利益”界定模糊，征收补偿标准过低也成为《土地管理法》遭诟病之处。
“现行法律规定的标准是按照被征用土地的原用途给予补偿。以耕地为例，其补偿标准为被征收前3年的平均产值的6至10倍。”长期关注拆迁问题的北京市中高盛律师事务所李滨律师向《中国经济周刊》介绍，去年，黑龙江省密山、绥化、龙江、宾县等地，相继出现过多起因拆迁补偿过低而引发的拆迁争议事件。“实践中集体土地征收的补偿费根本不能保障失地农民以后的生活，而政府征地后按市场价格出售后，其成交价格往往为补偿费用的十几倍甚至几十倍。”
新实施的《征收条例》中确定了对被征收房屋进行市场化价值补偿的原则，即补偿价格不得低于房屋征收决定公告之日被征收房屋类似房地产的市场价格。
那么集体土地的征地补偿能否也借鉴此原则？上述参与了《土地管理法》修改稿研讨的专家透露，如果适用此原则，就要有市场价格作为参考，但是目前土地一级市场是被政府垄断的，没有市场价格。所以，如何确定征收补偿标准，成为了《土地管理法》修改中一个难点。
北京大学宪法与行政法研究中心主任姜明安教授认为，既然土地的产权是属于农民集体的，为什么一定要政府强制征收后才能卖掉？农民自己为什么不能卖呢？所有权人不能处分自己的土地，这是没有道理的。
他建议，对《土地管理法》进行修改，农村土地转化成建设用地可以有两个途径，一个是政府征收，用于公共利益；另一个就是交易，用于商业利益。就是说建设用地，不但政府可以卖，拥有土地所有权的农民也可以卖。
“公共利益”
《征收条例》第八条采取了列举方式，将以下五种情形界定为公共利益：国防和外交的需要；由政府组织实施的能源、交通、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的需要；由政府组织实施的科技、教育、文化、卫生、体育、环境和资源保护、防灾减灾、文物保护、社会福利、市政公用等公共事业的需要；由政府组织实施的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的需要；由政府依照城乡规划法有关规定组织实施的对危房集中、基础设施落后等地段进行旧城区改建的需要。
除此之外，界定公共利益还需要通过“纳入市、县级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年度计划，经市、县级人民代表大会审议通过”等一系列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