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上海市“十二五”规划《纲要》提出，创新驱动、转型发展是上海在更高起点上推动科学发展的必由之路。这一论断引起了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和热烈讨论。今天邀请有关专家、学者对上海“十二五”规划《纲要》进行解读分析，希望能让广大市民深入理解创新驱动、转型发展的内涵，了解未来五年上海的经济社会发展战略，从而共同推动规划的落实。
增强服务经济加快产业融合
■陈宪
上海的“十二五”规划，根据国家对上海的战略定位和要求，明确了“两个基本建成”（即基本建成“四个中心”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总体目标。在此基础上，规划制定了“十二五”期间上海发展的主要目标，首要的，就是“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明显改善，服务经济为主的产业结构基本形成”，并提出了第三产业增加值占生产总值比重达到65％左右的量化目标。这就意味着，在“十二五”的五年中，以服务业、服务贸易与投资和服务消费等为主导的经济活动，以及与此相关的其他经济活动，将在上海得到持续较快的增长，并由此推动上海经济和社会的持续发展。
规划在主要目标中还指出，“十二五”期间，上海“城市服务功能全面增强，‘四个中心’核心功能初步形成，城市信息化整体水平迈入国际先进行列，城市交通体系更加完善，城乡一体化发展格局基本形成，城市文化更加繁荣、更具魅力。”这里的城市服务功能和“四个中心”核心功能，是建立在包括金融、航运等现代服务业充分发展基础上的；城市的信息化和交通体系，则构成服务经济发展的基础设施；上海未来城乡一体化发展的重要保证，就在于教育、医疗卫生等公共服务的健全和完善；作为支撑城市文化发展的文化产业，将是后服务业社会的主导产业。
为了实现这些目标，规划要求“按照加快形成服务经济为主的产业结构的方向，着力推进高端化、集约化、服务化发展，促进三二一产业融合发展。面向市场、发挥优势，加快构建以现代服务业为主、战略性新兴产业引领、先进制造业支撑的新型产业体系，不断提高产业核心竞争力，全面提升国际经济中心城市的地位。”这里，出现了三个关键的概念和提法：服务化、产业融合和新型产业体系，值得引起各有关方面的高度关注。
服务化和产业融合是现代社会产业和经济发展的特征性事实，也是理解现代产业体系的基本概念。与工业革命引发工业化一样，服务革命同样带来了现在被称为服务化的社会进化过程。服务化的需求首先来自制造业。服务化的需求不同于服务的需求，后者主要是指来自消费者的需求。如果把制造业服务划分为投入服务化和产出服务化两个层面的话，产出服务化更为接近服务化的内涵。
产业融合是指由于技术进步和放松管制，发生在产业边界的技术创新或制度创新，改变了原有产品或产业的特征和市场需求，导致企业之间竞争与合作关系的改变，从而导致产业界限的模糊化，甚至重新构造产业体系。产业融合不仅意味着传统产业走向模糊化和经济服务化的一种趋势，而且代表着产业间新型的竞争协同关系的建立，以及更大的复合经济效应的出现。产业融合既包括信息技术对不同产业的渗透、嵌入和提升，也包括三次产业之间，以及各产业内部不同行业间的相互渗透与融合。
综观信息技术革命以来的历史，产业体系的内在构造发生了深刻的演化。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引导的产业分化与融合，改变了产业的内涵和外延。在原有产业体系分类的基础上，被称之为“2.5产业”即生产者服务业的发展，标志着以服务化和产业融合为重要核心的现代产业体系的形成。服务化与产业融合将影响产业间的平衡关系，改变资金、人才、信息、物资等要素在各产业间的配置，有可能使产业结构演进次序或演进规律发生新的变化，从而演化出新型产业体系。
必须看到，制造业国民经济的物质基础，是一国经济实力的体现。发达国家的现代化历程是从工业化起步，历经制造业的高速发展后逐步向服务经济转型，尽管制造业的比重日益下降，但其绝对值、科技含量及对国民经济的重要性并未降低。对于大国经济而言，工业化是不可逾越的发展阶段，而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并未结束，制造业的实力还不够雄厚，而缺乏创新与创造的制造业，不足以支撑真正意义上的服务经济。当前，世界分工格局在一定程度上固化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全球产业链上的位置，中国要实现产业链上的跃升，从“中国加工”、“中国制造”跨越到“中国创造”、“中国服务”，同发达国家在服务领域竞争，绝非朝夕之事。另外，无论从一国内部，还是从全球一体化的角度来看，产业链可以延伸、拓展和重组，但不能断裂，也就是说，产业链必须完整，制造业必然要占据一定的比重，虚拟经济必须以实体经济作为支撑，否则，经济将处于动态不稳定中，其抗风险性将大为降低。因此，当前以服务化为核心的中国现代产业体系，并不是以服务业取代制造业，而是制造业与服务业的融合与互动，服务要素对制造环节的嵌入和提升，实现“生产型制造”向“服务型制造”的转变。通过推进服务化，实现产业链上的能级跃升、价值增值以及增长质量的提高。
（作者为上海交通大学经济学院执行院长、教授）
建设“四个中心”提升城市功能
■杨建文
上海在“十二五”规划中确立了“创新驱动、转型发展”的基本思路，这既是上海在服务全国背景下所寻求到的一条发展道路，也是国家战略所赋予上海经济发展的一种内在要求，更是上海城市功能建设的一个基本方向。
“四个中心”建设的历史进程从1990年代初到21世纪初的这段时期里，上海紧紧围绕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大胆探索、勇于创新，先后建成了证券交易所、期货交易所、外汇交易所、黄金和钻石交易所等10大要素市场，为上海形成真正意义的国际金融中心奠定了微观基础，并拉开了上海服务全国的序幕。特别指出的是，这一时期恰逢全球制造产业大规模转移，上海因其在金融业和要素市场上率先发展，迅速地提升了自身动员、组织、配置全球资源的能力，吸引了大量制造业外资，在促进自身制造业大发展的同时，实现了“退二进三”的产业升级目标。不仅如此，上海也通过制造业的区域分工和技术外溢，有力地带动了长三角区域和长江流域地区经济的发展。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上世纪90年代末，在此期间，伴随着全球制造业快速东移，客观上对上海提升航运能力提出了要求，也正是因此，上海又在“三个中心”的基础上加入了建设国际航运中心的提法。至此，“四个中心”框架基本形成，在这一体系中，贸易中心、航运中心的建设带来了上海人流、物流的发展，反过来又拉动了资金流、信息流的涌动，所有这些“流”汇集在一起，共同助推着上海国际大都市的日益成型。
“四个中心”建设面临的新形势2008年的世界金融危机打破了全球经济的平衡格局，中国传统的经济发展模式也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客观上对中国经济发展模式转变提出了严峻的考验。但必须看到的是，中国国内市场的培育、发展与扩张，已经成为全球经济复苏与增长的重要动力之一。在内外部环境发生重大变化的基础上，我国已经处在经济转型的战略性阶段，其核心的内容则是由原来的依赖于外部市场转向依赖于国内市场，让内需成为我国未来经济稳定增长、可持续发展的动力来源。同时，内需市场的完善与发展，也是我国解决民生问题的市场保障与必然结果。内需与民生将共同成为我国“十二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两个关键着力点。正是在此全新的经济形势与发展环境之下，上海自身的城市功能定位也必须适应战略转型的需要，着力进行经济结构的调整与发展质量的提升。具体的表现是，上海以往依赖低端要素（如低劳力成本、廉价土地和环境）驱动经济发展的方式，必须转变为依赖于创新和庞大国内市场需求来驱动城市经济的发展。以战略转型为主轴的国家战略目标仍然需要上海加快建设“四个中心”建设，真正成为沟通国内外和服务国内的重要途径与平台。上海“四个中心”建设的内涵则必须在适应内需战略转型的基础上进一步创新与充实，“四个中心”建设要体现新时期战略转型的特点，在服务内需、服务民生中找到新的发展动力，找到“四个中心”与服务全国的新结合点。
“四个中心”建设的新征程对上海来讲，“十二五”时期是“四个中心”建设承前启后的一个阶段，上海需要适应新形势下环境与条件的变化，创新发展内涵，转变发展思路。具体来讲，主要涉及两个关键环节。
第一个环节要求上海“四个中心”的建设，既要向外开拓，放眼全球，进一步推进“四个中心”的国际化进程；又要向内开发，服务国内，满足内需拉动转型发展战略的需要。在“十二五”时期，上海一方面要抓住战略机遇，提高金融中心、航运中心的国际影响力和资源配置能力，进一步提高市场开放度和贸易便利化水平，建设与国际金融中心、航运中心相互促进、联动发展的现代国际贸易中心。另一方面，要进一步优化与发挥上海金融市场对全国经济的服务功能，优化现代航运集疏运体系在相关经济腹地的枢纽服务功能，实现国际市场和国内市场相互融通的贸易发展新格局。向外与向内的协调发展是“十二五”时期上海“四个中心”建设的一个重要特点，而其中重心在后者，服务全国是上海“四个中心”建设的根本落脚点。
第二个环节要求上海“四个中心”建设，既要为经济，也要为民生，经济发展与服务民生在“四个中心”建设中也要形成互动。民生的根本仍然是以经济为基础，最终表现为内需市场的启动与经济发展的转型。金融中心建设突出对社会民生领域的金融支持，加快对保障性与消费性金融产品和服务创新。贸易中心建设要通过营造更好的消费环境，促进消费结构升级，引导消费潮流，完善扩大消费需求政策，在全国内需转型发展过程中发挥应有的功能作用。
综合来看，全方位提高对内对外开放水平是“四个中心”建设的应有要义，中心建设既要带动周边、服务全国，也要在全局功能定位中发展自身。
（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部门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优化资源环境实现绿色转型
■诸大建
中国的“十二五”规划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系统性地转入绿色发展的阶段。与国家的发展转型相对应，上海的“十二五”规划针对上海实际提出了有系统性的资源环境管理战略与行动，为上海经济社会发展的绿色创新与转型提供了有发展前景的路线图。对此谈两点看法。
一是上海“十二五”形成了由四大战略组成的系统性很强的绿色治理框架与指标体系。从物质流的角度看，上海的资源环境管理应该包括城市输入端的能源资源管理、输出端的污染排放控制以及作为城市发展基底的生态基础建设等。上海的“十二五”规划围绕以上方面建立了包括能源减碳战略、资源节约战略、污染控制战略、生态建设战略等四个部分组成的绿色治理框架。如此系统性和高强度地进行绿色规划，用以指导上海未来的绿色发展，这在以前的综合规划编制与研究中是不多见的。特别是，上海的绿色治理规划，在提出有针对性的行动领域的同时，提出了一系列高质量完成甚至超越国家要求的管理指标或控制指标。
为实现资源环境管理目标，上海的节能环保投入将从以前占GDP比重的3%增加到4-5%。考虑到“十二五”期间，上海的人口规模、经济规模以及城市空间仍然在高强度地增长，如果能够实现以上这些与经济社会发展具有相对脱钩或绝对脱钩意义的指标，可以说上海的经济社会发展是有显著的绿色发展特征的。
二是上海需要通过运用资源环境天花板促进整个城市的绿色创新与转型。一般来说，对于城市中的资源环境管理可以有两种不同的战略。传统的态度是停留在资源环境领域谈论被动性的治理工作，经济社会增长本身并没有太多的绿色创新与转型，这种情况下资源环境管理只是西瓜皮上的一层绿色。更新的思路则是让资源环境管理的目标作为具有约束性的天花板，倒逼经济社会发展在资源环境容量允许的限度内展开并且进行优化。这样做的话，既能够高效率地实现资源环境管理的控制目标，同时可以更积极地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创新与转型。如果认识到制约上海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因素已经日益来自资源环境容量的限制，那么上海“十二五”创新与转型的关键就是绿色导向的创新与转型。因此，需要进一步建立用资源环境天花板倒逼经济社会模式转型的思想，需要用三类管理指标从三个方面推进上海未来的绿色发展：
从当前看，要运用资源生产率指标提高上海产业发展和城市发展的效率。在以资源环境容量为天花板倒逼经济社会发展绿色化的进程中，要像重视劳动生产率和资本生产率那样，重视用单位工业土地的产出、单位能源的产出（其倒数就是单位经济的能源消耗强度）等资源生产率指标作为产业转型和城市转型的促进手段。例如在产业结构上，要按照资源生产率的高低来淘汰劣势产业、扶植均势产业、引进优势产业。“十二五”规划提出工业土地产出要达到每平方公里70亿元就是一个很好的目标。可以展望，如果能够以每3-5年为一个时间区间，按照资源生产率的高低，在产业之间和产业之内进行有强度的结构性置换，那么经过连续10年几个行动计划的努力，到2020年上海的发展就有可能形成资源生产率高、经济产出好、同时兼顾劳动就业的产业结构，同时也有利于上海的城市空间实现腾龙换鸟式的更新。
从中期看，要运用资源环境总量指标促进上海产业与城市的绿色转型。虽然当前阶段的工作重点是提高城市发展的资源生产率，但是研究表明，技术效率的提高经常被经济社会的物质规模扩大所抵消。上海实现绿色转型的要害在于控制城市增长的自然资源规模与污染排放总量，在这个前提下通过大幅度提高资源生产率来实现又快又好的发展。具体地说，政府在推出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的资源环境管理政策如污染交易、资源收费等政策之前，要伴随有土地资源、水资源、能源等资源消耗和污染排放方面的总量控制目标，并落实到规划、实施与评价的全过程，落实到城市生产、城市生活、城市空间等各方面。
从长远看，要运用人均资源环境消耗指标促进上海城市更高水平的发展。目前，上海的人均能源消耗、人均二氧化碳排放等指标已经超过中国的平均水平和世界的人均水平，其中很大一部分消耗在工业生产方面而不是与民生有关的方面。上海到2020年要建设成为具有绿色竞争力的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就需要研究中国人均水平、世界人均水平以及纽约、伦敦、东京、巴黎等世界级城市人均资源环境消耗的水平，就需要确定上海土地资源、水资源、能源资源等主要资源以及二氧化碳等排放物可以承受的峰值规模与人均水平。
（作者为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可持续发展与管理研究所所长）
推进社会建设增强发展软实力
■施凯
这次制定“十二五”规划，社会建设得到空前重视，甚至被视为规划是否具有新意和成功与否的关键之一。加强社会建设关系到一个城市的软实力。软实力概念，是20世纪90年代初，由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首创，相对于GDP、城市基础设施等硬实力而言，是指一个城市的文化、价值观念、社会制度等影响自身发展潜力和感召力的因素。
一、社会进步已成为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从理论层面看，最终决定一个地区发展前景和后劲的是软实力。软实力的强弱取决于通过社会建设所拥有的社会资本。社会资本是一种具有公共物品性质和使用价值的资源。社会资本是继货币资本、物质资本、技术资本、人力资本后一个国家或社会发展的关键要素。社会资本是不可或缺、可开发的发展要素，是一个地区综合实力和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指标，是可以用来创造新价值的投资新领域。
从实践层面看，社会建设的相对滞后已成为改革发展稳定的瓶颈。首先，社会建设滞后已成为政府职能转变的瓶颈。当前城市运营管理成本太高，政府大包大揽的模式已不可持续。但要政府转变职能，向社会放权，又缺少合格的社会主体。其次，从经济发展角度看，当前面临的困境也与社会建设滞后有关。再次，当前社会稳定遇到的突出问题，更是与社会建设滞后有关，最突出的是社会财富分配不公导致的公平正义的缺失，以及由此引发的利益冲突。所有这些问题，不可能通过GDP的增长自动解决，我们需要的是社会制度的创新。
从上海市情看，增强软实力、走内涵式发展道路已成为必然选择。上海正处在第四个十年发展期，也是发展的转型期。一方面，传统意义上靠投资拉动、土地批租、区位优势获得的发展先机正在逐步丧失；另一方面，走向高端的产业经济，人才优势的发挥，都对制度创新提出了更高、更迫切的要求。所幸的是上海有深厚的历史人文积淀。先人们的思想智慧给上海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注入了更多的内涵。
二、提高社会建设水平、增强软实力的关键环节处理好自治和共治的关系。由于长期计划体制的影响，加之社会管理尚未完全摆脱政府包揽的局面，因此，基层社会的自治有个逐步完善的过程。政府与社会的合作共治，应该成为当前解决社会问题比较现实的选择。从共治的角度讲，一方面要解决民主选举很投入，而民主管理、决策、监督缺乏制度支撑的问题，使群众对公共事务管理的参与常态化；另一方面要搭建政府与社会合作共治的平台，社区管理委员会就是个很好的载体。
处理好德治和法治的关系。德治和法治都是社会管理的基本手段，但有很大不同。德治是教人往上走，属倡导性；法治有强制力，但法不责众。特别是两者不能混用，否则社会难以稳定。德治和法治现在面临的不是加强哪个的问题，单靠教育和处罚都不可能真正解决问题。社会管理的长效机制在于学法、守法、用法要内化为每个公民的自觉需求。
处理好权利和义务的关系。权利义务并不是两个孤立的行为，只强调义务，难以坚持；只强调权利，缺少实现的基础。在我们这个人口大国，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公共资源的短缺将会长期存在。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己利益的最大化，这个社会是无法维持的。在这个背景下，我们唯一可以做的是分配的相对公平。
三、推进社会建设、增强软实力的主要选项努力推进民生改善。从一定意义上说，社会问题的本质是民生问题。城市管理顽症的背后，往往都有一个公共产品供给不足的问题。比如群租屡禁不止，反映了住房政策设计缺乏全人口概念，在考虑户籍人口住房问题的同时，没有同步考虑流动人口的居住问题；乱设摊，反映了多样化就业政策和对低收入人群需求照顾的缺失。但是在解决民生问题上，政府的责任不仅是加大投入，更不是简单的给予，重要的是通过民主决策，创造群众自我管理的机制，在花钱办实事的过程中培育市民的公共意识。
努力扩大社会参与。现在在一些社会矛盾的处置中，社会力量的作用正越来越显现出来，这是一种社会进步。因为政府要完全从运动员、教练员的位置上走下来有个过程，因此，政府处置社会问题的公信力必然会受影响。同时，社会组织还是公民有序参与的重要组织形式。
努力打造诚信社会。不守诚信的社会是管理乃至交易成本和风险很高的社会。服务经济对社会诚信的要求更高。打造诚信社会可借助信息技术手段，将德治与法治有机结合起来。我们还应逐步扩大信用信息的使用范围，由目前仅在金融机构使用扩大到经商投资、公共服务、职业录考等各方面，把守法的主动权和成本核算真正交给公民自己，从根本上扭转目前城市管理的被动局面。这在技术、法律层面已没有问题，我们需要的是决心。
（作者为上海市人大常委会研究室主任）
统筹城乡发展促进上海转型
■王振
上海“十二五”规划明确提出，把统筹城乡发展作为转型发展的重大任务，优化市域空间布局，充分发挥郊区在新一轮发展中的战略作用，积极推进新城、新市镇和新农村建设，构建覆盖城乡的基础设施体系、公共服务体系和城市管理体制，进一步提升城市现代化管理水平，构筑城乡一体化发展新格局。
统筹城乡发展是手段，促进经济转型，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是根本目的。特别要充分认识到，强化城乡统筹发展机制，更是促进上海转型发展的关键举措、重要路径。
一、充分认识统筹城乡发展对促进上海转型发展的重用性必须从转型发展的高度去认识上海统筹城乡发展的战略意义。转型发展是上海未来发展的重大抉择和必由之路。加大城乡统筹发展力度可以为上海的转型发展提供有效的动力和积极的空间。
一是郊区是上海创新驱动的重要实践区，统筹城乡发展将进一步激发郊区的创新力。衡量创新驱动成效的核心标志，是高新技术的产业化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成长壮大。随着工业布局的全面郊区化和研发基地的郊区布局，无论是科研资源和创新型人才的集聚，还是科技成果的产业化，郊区的创新地位和功能更加突现，并已呈现出巨大的集聚潜力。
二是郊区是上海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统筹城乡发展将进一步确保上海的又好又快发展。根据2010年的最新统计，上海GDP的58.3%、工业的90%以上已集中郊区，同时郊区也是上海产业结构调整优化、转型发展的主体空间。今后现代服务业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增量空间将转移到郊区。同时转型发展很重要的任务就是要淘汰布局在郊区的一批落后产业项目，腾出建设用地资源用于培育更具竞争力和高附加值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使这些新兴产业成为上海经济发展的新引擎。
三是郊区是上海人口布局优化的重要载体，统筹城乡发展将进一步发挥郊区新城、新市镇的人口集聚功能。2010年的人口普查初步结果显示，上海的常住人口已经达到2300万规模，其中70%以上集中在中心城区以及“摊大饼”区域。多年来上海一直试图通过郊区卫星城建设疏散人口，转型发展包括了城镇体系结构和人口分布结构的调整优化。统筹城乡发展，把城市建设的重点转移到郊区，加快新城、新市镇发展，构建现代化的新型城市群体系，将可以从根本上解决上海的人口布局问题。
二、着力构建城乡一体化发展的统筹机制全面推进城乡统筹发展，实质就是要进一步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并从着重于经济二元结构调整转变到社会二元结构调整。
1、加快建立健全城乡一体的城市规划与建设统筹机制“十二五”期间，要以规划为先导，统筹城乡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建设，加强中心城区和郊区的整体性统一规划，打破行政区划限制，优化城乡空间布局，形成国际大都市型的城镇空间布局体系。特别要以新城建设为重点和突破口，培育产业基础扎实、人口集聚规模、城市功能完善、生态环境良好的现代化新城，形成更加科学合理的城市群体系和“以城带乡”的有效机制。
要积极借鉴国际先进经验，尤其是世界上几个主要国际大都市的规划、建设和管理机制，引入到上海的城乡建设中来。重点要建立健全三个机制：一是城乡规划统一机制。二是城乡土地管理统一机制。三是重大基础设施建设统筹机制。
2、加快建立健全城乡一体的社会保障统筹机制充分认识社会保障在城乡一体化发展中的重要性和影响力，争取在“十二五”期间实质性地推进社会保障的一体化发展，加快缩小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差别。要在加快推进城乡社保体系接轨上取得新突破，把被征地农民，即参加小城镇社保的农民（镇保）纳入城镇社保体系（城保），同时加快推动农村基本养老保险向城镇社会养老保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向城镇基本医疗保险、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向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并轨，努力实现基本社会保障的城乡同一平台、同一标准、同一待遇。
近期应积极推进三项改革：一是积极扩大城保覆盖面。二是积极提高农业从业人员及退休人员的保障水平。三是加强财力支持，推进全市统筹。
3、加快建立健全城乡一体的公共服务均等化发展统筹机制把推进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发展作为加快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的重要任务和目标，合理配置基本公共服务资源，完善设施、健全组织、培育功能、优化服务，构建城乡均等发展的公共服务体系。要积极推进两大机制建设：一是建立健全公共服务资源均等化配置机制。二是建立健全公共服务体系城乡一体化运行机制。
（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法律社会咨询中心主任、研究员）
建设国际文化大都市充实丰富新内涵
■蒯大申
上海“十二五”规划提出了“加快建设更具活力、富有效率、更加开放、充满魅力的国际文化大都市”的奋斗目标。建设国际文化大都市，是上海文化建设的总目标，也是上海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
“十二五”时期，上海的国际文化大都市建设与以往相比，具有新的时代背景。创新驱动、转型发展的要求，将贯穿于“十二五”时期乃至更长历史阶段上海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环节，也将成为上海国际文化大都市建设的新要求。因此，上海的国际文化大都市建设也被赋予新的更为丰富的内涵。
新内涵之一：知识城市一个有目的有计划地培育知识、鼓励创新的城市，被称为知识城市。这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应对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所出现的环境污染、资源枯竭、就业紧张、社会隔离等问题，顺应世界知识经济发展潮流而提出的一种新型城市发展战略。随着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和日益普及，知识经济迅速崛起，在许多发达国家和地区，城市发展模式正在从资本、劳动力、资源禀赋等资源型要素逐步转向人才、制度、文化、创新等知识型要素。
知识城市的形成是城市创新驱动、转型发展的结果。就发展动力而言，知识城市以创新为动力，不断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以科技进步和制度创新、管理创新、文化创新为重要支撑。就产业结构而言，“以知识为基础”的第三产业在知识城市的经济中占有主导地位，知识城市的产业结构向高附加值的知识型产业演进，知识型服务经济对城市经济的贡献率不断提高。
新内涵之二：智慧城市在知识经济时代，国际大都市必然是高效、便捷、开放的网络化、数字化城市。以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为主要特征的智慧城市，注重城市的开放性和信息资源的整合性，为知识生产、知识交流、知识共享、知识服务构建良好的基础设施和应用服务平台。智慧城市是知识城市的基础，也是21世纪国际文化大都市的基础。
先进的信息技术与发达的文化传媒不仅服务于政府、企业和各类社会组织，也给广大市民提供了更加平等、更加高效的接受教育、参加培训、享受优质公共服务、参与文化创造和国际文化交流的机会。这便在无形中提高了整个城市的文化资本含量，为城市的经济转型和文化创新提供了智力资源储备，为更好地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奠定坚实基础。
新内涵之三：学习型城市创新驱动，转型发展，需要在全社会培育浓厚的创新文化氛围。努力构建终身教育体系，统筹各类文化教育资源，构筑良好的教育服务网络，为全体市民和全体劳动者提供多种学习渠道，增强市民创新意识，提高市民的科学素养和人文素养，使整个城市真正成为一座学习型城市，是上海国际文化大都市建设的重要任务。“十二五”期间，上海将更加注重提升城市的文化内涵和知识含量，保障广大市民参与文化活动的权利，充分发挥公共图书馆网络、博物馆美术馆网络和社区文化服务网络的学习平台作用，让每个人都有平等地获得思想和知识的机会，广泛开展群众性文化活动，提高公共文化活动的群众参与度和自我管理能力，不断提高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服务质量和水平，努力将城市公共文化空间打造成全体市民的创新引擎，为全社会科学发展、创新发展提供广泛的文化氛围和社会基础。
新内涵之四：宜居城市未来中国的沿海城市能否率先完成经济社会发展方式的转型、成为中国经济的新引擎，就在于这些城市能否成为充满创新活力的、具有高生活质量的宜居城市。“生活质量”概念不同于“生活水平”、“福利水平”等概念，它是影响人民生活品质的所有条件———经济发展、社会公平、科教卫生、文化氛围、生态环境、国际交往、社会治安等相互作用的综合结果。它不但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而且反映人们精神文化生活的质量。
创新人才的全球竞争，要求一个区域、一个城市尽最大努力为企业家、各类专业人员、各类创意人群和劳动者创造一个他们乐于生活和工作的地方，因此，高品质的宜居生活环境就日益成为一个区域、一个城市综合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良好的自然生态环境、宜人的街道、住宅和交通，优良的教育、医疗，良好的法制环境与社会安全和谐，固然是一座宜居城市的必要条件，高素质的市民、较高的城市文明程度、完善的文化艺术基础设施、丰富多样的文化娱乐生活和社区生活、开放包容的多元文化氛围、鲜明的文化特色和深厚的历史文化传统，也同样是一座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宜居城市必要的文化内涵。